征文作者　李丹

我叫李丹，今年27岁。

12岁，我爸妈离了婚，哥哥去非洲修铁路，我跟着妈妈住。我非常不开心，总是逃学。

16岁，我妈给我办了退学。我就去看网吧，卖点小零食挣钱养活自己。

18岁，我在KTV唱歌时，认识了我的初恋。

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生意人，他对我的关心和体贴，让缺乏父爱的我不顾年龄隔阂，不可自拔地陷入到了他的花言巧语和恋爱的甜美梦乡中。

我仿佛从灰姑娘变成了公主，心里幸福无比，尽管我知道他有家室，也为他流过两次产。

即使我并不渴望他离婚，午夜12点的钟声还是为我敲响了——我们住在一起的一年后，他的老婆带着两个孩子来找我了。

我看到他的女儿和我差不多年纪，心里突然涌上来一种又委屈又罪恶的感觉。

当天晚上，我和他没吵没闹，很平静地分手了。

他拿着衣服离开前，问我：“你知不知道有种病，叫艾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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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浑身发冷，感觉眼前这个我曾经爱过的男人简直就是恶魔，我推开他，疯了一样跑下楼，打车去县医院检查。两个小时后的我，像被判了死刑，此生再也快乐不起来了，因为化验报告上印着：“阳性”。我给他打电话时，发现他已经把我拉黑了。

当天晚上，我没有回家，叫了很多朋友去了酒吧，喝了很多酒。酒醒之后，我就发烧了，头和眼眶胀痛的厉害，躺在床上感觉天旋地转，脖子活动也有点不方便，我以为是感冒，就去县医院急诊挂了一星期的盐水，病情却总不见好转。

因为我有艾滋病，县医院医生一直催我转院，小姐妹就带着我到了浙大一院，那天上午正好是朱彪主任的门诊。

多亏朱主任经验丰富，当天就安排我住院。记得朱主任给我急查了血的化验、头颅磁共振和腰穿，我当时心里很害怕，怕自己会死掉，朱主任就鼓励我让我坚强。

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我当时头太痛了，只记得朱主任跟我说：“脑脊液里查到了隐球菌，结合磁共振结果，诊断是隐球菌性脑膜脑炎，而且颅压太高了，需要立即手术。在脑子里装一个泵，把脑脊液引流到肚子里，颅压才能降下来，如果不手术，可能会发生脑疝，有生命危险。”

我同意做手术，可是我没钱。

我给妈妈打电话，她听说我的情况后，先是狠狠地骂了我一顿，最后冷冷地说了一句：“你得了这个病，早晚都是死，我还要留着钱养老！”从那时候起，我不联系她，她也不联系我，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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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给爸爸打电话要钱，我爸用支付宝把手术费转给了我，他始终也没来医院看我。我理解他，因为我听说他在新的家庭里，有点“妻管严”。

可是，手术要有家属签字才能做，我只好叫小姐妹冒充我表姐，我还立了字据——如果我死了，发誓不会让我爸妈和哥哥找她的麻烦。

手术很顺利，我术后恢复得也很好，除了脑子里多了一个泵，肚子上多了一条疤之外，感觉和平时没什么不一样。多亏朱彪主任团队的及时救治，让我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又重拾健康，经历过了生死，我的失恋也治好了。

出院后，我就在杭州郊区的一个洗车店里打工，每天按时吃药。我从来不和别人说起我的事，也不再奢望爱情，甚至连朋友都不愿意交，我把自己的心封闭了起来。

前年夏天，我到疾控中心领抗艾滋病毒的免费药时，工作人员说周六上午有个艾滋病宣传会，参会的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希望我也来听一下，我立即拒绝了。

自从得了艾滋病，我就一直生活在自卑里，还有了社交恐惧症，我就想一个人默默无闻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默默地死去，不愿意和任何人交流。

但是疾控的工作人员继续说：“宣传会上有一个要分享自己故事的小伙子，人挺不错的，你们两个人年纪相当，又都是病友，你先听听他的经历，如果觉得合适，可以试着接触接触，说不定还能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呢！”

我听完之后觉得很可笑，心里想，“像我这样被命运抛弃的人，哪里还有什么资格追求幸福！”

周六上午，我还是去了会场。

听完了他的报告，我的眼泪早已经流满了脸。我理解他，心疼他，又佩服他揭开自己伤疤警醒他人的勇气。

于是，经疾控中心牵线，我们俩正式恋爱、结婚了，在他乐观向上的性格影响下，我再次学会了微笑，还加入了他们的公益组织，时不时也分享我的故事。

婚后，经历过家庭破碎，缺少关爱的我，特别渴望有一个孩子，我爱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可我们很担心艾滋病毒会传染给孩子，“如果真是这样，还不如不生吧！”

于是，我们再次来到救了我性命的浙大一院免疫功能低下门诊，朱彪主任告诉我说：“现在已经有很成熟的母婴阻断方案了，而且你目前吃的抗病毒药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小，只要怀孕期间坚持抗病毒，围产期做好防护措施就可以了”。

朱彪主任的话就像定心丸，我们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我回到家就吃上了叶酸片，每天都散步、规律作息，按时吃抗艾滋病毒的药。

但是，命运再次跟我开了玩笑，大概备孕了一年多时间吧，我一直没有怀上孕。到县医院妇产科检查，才知道我年轻时在小诊所里做过两次人流，盆腔炎症很大，不仅有盆腔积液，还有输卵管黏连，我不能怀孕了。

我很爱我的老公，很想给他生个孩子，可是我却被剥夺了做妈妈的权利。

回想我的过往人生，我越发觉得委屈，恨我爸妈离婚，恨哥哥一去不回，恨自己不争气，控制不住地一直哭。

老公安慰我说：“县医院没办法，不代表浙一没办法，明天我们还去找朱主任！”听到“朱主任”这三个字，我仿佛在无尽的黑暗里看到了启明星。我心里觉得没有朱主任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的问题在他的“浙一关艾”团队面前应该也不是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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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主任帮我联系了妇科专家，做了输卵管伞端松解术，但是妇科专家说：“手术虽然很成功，但由于盆腔黏连和炎症太厉害，并不能保证成功受孕”。

我虽然很伤心，但回家后我还是严格按照医生说的吃药，坚持锻炼身体，每天晚上都祈祷上天送给我一个宝宝。没想到，在术后的第5个月，我竟然怀孕了。我当时激动地呼吸急促，眼泪瞬间夺眶而出。这个宝宝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我心里特别感恩。

现在的我已经是一个妈妈了，我的家庭很幸福，儿子也很健康，我们经常出去旅游，做公益，给艾友们讲我们家的故事，讲我们家和“浙一关艾”的故事。感恩。

“浙一和我”的故事，温暖征集中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联合浙大一院，推出“浙一和我”故事征集，专为收藏你与浙一最珍贵的记忆而设，快来把你和浙一的故事写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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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从中选出评论数最高的5条稿件（截止11月2日上午9点），每位作者将获浙大一院价值1000元的体检套餐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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