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标本鸟
有一部电影叫《时间规划局》。故事发生在未来,人类的容貌永远停留在25岁,此后,手臂上为期一年的倒计时手表启动,时间一旦清零,人就会死亡,只有通过各种方式,如工作、投资等挣取时间,才能维持生命。
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中,时间取代了黄金、纸币等,成为了全球的统一货币。细思极恐的是,通常来说没有了钱还有生命,但在这里,没有了时间就等于一切都没有了。
极端的假设容易诞生极端的悲剧,但若是更为温和地想象一下——当时间成为可交换、可通兑的货币之一(而不是唯一),会发生什么?
这样的想象在10月的南京成为了可预期的现实:试点一年的“时间银行”,预备正式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在“时间银行”养老这种新型的互助养老模式下,志愿者为高龄独居老年人群提供志愿服务,将服务时间储存,待自己年老需要帮助的时候,再进行支取,从而获取服务。
“8421”养老困境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这是如今很多老人的生活现状。
自1978年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至第二代独生子女结婚生子成为父母以来,社会平均寿命不断提升,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同时袭来。
以南京为例,作为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城市之一,目前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147万人,占户籍人口的21%;65岁以上老年人100万人,占户籍人口的15%;同时,老年人口数量还在以每年4—5%的速度递增。
如今,十二位老人、一对小夫妻再加一个孩子的“8421”结构已成为家庭构成新常态,深深根植于中国人观念中的“养儿防老”模式越发显得难以实现。另一方面,而根据《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显示,作为社会养老支柱的基本保险养老基金可能在2028年首现负数。
养老主体性不足的问题已经摆在眼前,“时间银行”适时出现。它的实质,其实是以借助中介,通过对服务时间进行量化,从而实现延期支付劳动成果的目的。
“银行”中的“时间”,可以是货币,甚至是期货——毕竟前后几十年内,人力成本的变化是确定的事实,在社会平均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时候付出劳动,而在社会平均劳动力成本上涨时进行支取,还颇有些“风险对冲”的含义。
世界模式,南京探索
“时间银行”这一概念在1986年美国人Josiah Warner创办辛辛那提时间商店(CincinnatiTime Store)时被正式提出,这种以服务换服务,并用时间来计量的交易方式,被创新性地融入到了养老的尝试中。
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1000个“时间银行”组织,而依照国情的区别,各国机构设置的特色也有所不同。
瑞士:低龄老人陪护高龄老人2012年,通过瑞士政府发起,联邦社会保险部开发,联合当地教会、妇女会、红十字会、老人服务机构、居家服务组织等成立的“时间银行”,主张由低龄老人(60岁)对高龄老人(80岁)进行陪护,提供的服务包括驾驶服务、陪伴做饭、文书处理、家事帮助、休闲活动等,范围控制在圣加仑市市内。
中国台湾:政府整合主导2013年,新北市官方成立“佈老时间银行”,当地居民在接受18小时培训+ 8小时实习后可成为志愿者,通过政府部门整合安排进行上门服务,内容主打“陪伴”,包括陪伴散步、运动、购物、送餐及文书在内的五个项目。
日本:可兑换可转移NALC作为民间组织,规模接近三万人,提供的服务以拓展文化类项目为主。同样是通过记录现时的服务时间换取将来的被服务时间,不同的是自己的时间可以转让给父母、配偶及子女,从本质上更接近于真正的“资产”。
南京作为国内“时间银行”的先驱者,2014年就依托栖霞区尧化街道慈善基金成立了第一家“街道时间银行”。
而后,覆盖范围不断拓展,到2016年,建邺区兴隆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成立,将服务扩充到区级范围。经过几年试点,南京目前已注册1109个时间银行运营服务点,申请注册志愿者24535人,累计志愿服务存储时间达14076小时。
正是基于如此广泛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参与,2020年10月,南京市政府首创了全市层面内统一的养老服务时间银行体系,探索全城“通存通兑”的养老网络。
此次全面推开的新模式,可以说是结合了全球各个模式的优势,主要有两个亮点:
拓宽志愿者范围,打开供应口服务提供者从低龄老人扩充到年满18周岁的成人,同时,在兑换方面的限制也拓宽,存入的时间既可以存入个人账户,以备自己60岁以后使用,也可以转移给直系亲属,或捐赠给时间银行公共时间池。
实行通存通兑,便利流通环节基于区域间较高的人口流动率,南京市一举打破了此前社区、街道、市辖区等体系分散的机构,依托专门的信息管理平台,实现了“服务时间”在全市范围内的通存通兑,为全国首创。同时,南京还对因户籍迁离本市等原因需注销账户的志愿者,按照最新公布的非全日制小时工工资标准的10%给予一次性奖励。
当供应端及流通环节的问题解决,作为需求端的老人们,就能更好地享受到“时间银行”带来的便利了。
等价交换下的道德困境
诚然,目前仍在持续探索中的“时间银行”模式面临着一些质疑,包括额度支取的调度时间过长、无法跨省跨市通兑等。但是可以相信,一旦这一模式被证明为可行的,并且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更高层力量的统一调度之后,此类涉及具体执行层面的问题都将一一解决。
引发争议的问题更多是在道德层面的:当志愿服务可以用时间来计量并流通,是否就失去了“志愿”的含义?
假设这样一个情况:一个人没参加过志愿服务,或者从没将志愿服务时间存到“时间银行”里。当不存在“时间银行”的机制时,他依然是有机会获得志愿服务;而一旦这样的机制运行起来,假设社会整体志愿服务量供小于求,这个人就丧失了获得志愿服务的机会。
那么,如何让未来的支取承诺不成为“空头支票”?
笔者认为,与其承载太多个人的目的性在这一模式之上,不妨将“时间银行”作为一种养老文化观念的符号——守望相助从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可预期的代际接力之下,此刻你正付出的志愿与劳动,会换来未来二十年、三十年后,一个更年轻的你做出同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