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年满八十八了，从小时记事起，就知道父亲入过伍，曾经是一位抗美援朝志愿兵战士。但成年后突然想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从小到大，父亲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他当年战斗的故事！小时候哄我睡觉讲故事，也只讲些龟兔赛跑、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等等。父亲本来话就不多，小时候习惯了，长大后心想他不说自然有他的道理。

曾经有一段时间，父亲不是很开心，因为他抗美援朝的这段经历，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原单位给遗漏了，有几次慰问抗美援朝老兵，居然在名单中没有发现他名字，父亲难以释怀，这应该是一段不能不被承诺的人生经历！

父亲的困扰我不能置之不理！总感觉一定要为父亲做些什么！仔细查看父亲保留的退伍证、军功章、军装照，并在网上查询相关的历史资料，发现其实相关内容并不是很多，但即使这一点点的材料，也让我沉溺其间，不能自拔！那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呀！父亲当年一定是经受了极其痛苦的战争磨难、经过死亡的洗礼，感受过巨大的创伤…….

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作为父亲的子女们，完全是误会父亲了。父亲入伍及入党都很早，但直到退休，父亲仍只是一名普通的铁路职工，连最一般的干部也没混着，当年子女们也跟着一起受苦，我们一直认为这是父亲的性格问题，父亲为人老实、低调，且不会耍小聪明，胆小怕事，与人无争，这一辈子虽小有波折，但也过得平平安安。其实当年父亲只要动动脑筋，小耍一下手腕，或许就能混个一官半职。本人也多少多少活了几十年，也经历了少许磨难，也常遇到许多“聪明”之人，这些人把小聪明耍得淋漓尽致，似乎认为这才是处世之道、成功之路，从未想到古人所说的“人算不如天算”！其结果实际上都很惨。历史告诉我们，只有那些经历过大灾大难、经历过痛苦，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人，才会把其他的一切一切，看得很淡很淡……

几次回家，想跟父亲谈谈他当年的战斗经历，父亲都三缄其口，我从他偶尔漏出的只言片语中，上网查询与其相关的资料，然后再与父亲相谈，父亲终于明白，当年这些资料，有些目前已经可以在网上查询到了，原来这些应该都是当年的机密，父亲不仅是因为当年战争的残酷不愿提及往事，也是在严格遵守一位老党员应该遵守的保密职责，慢慢的，父亲才告诉我当年关于他的故事——

父亲大名陈跃富，1951年2月在安徽省入伍的，那时还没有满18岁，因此当时把年龄报大了。当年加入的是安徽省新兵团，训练至四月份与老部队合编。部队番号为：23兵团、36军、106师，师长为赵晓峰（附注一）、317团、1营2连，父亲仍记得连长是刘金相，指导员为宋玉田，对于连长及指导员，父亲记忆深刻，那是血的记忆，这是后话！

父亲大概是在1951年的9月份入朝，其兵团的主要任务是在朝鲜修建机场。至从跨过鸭绿江，那都是徒步行军了，为防敌机轰炸，部队采取昼伏夜行，每天晚上行军一百二十里左右，父亲的主要任务是背负六零炮的炮盘，加上行装大概七八十斤左右，就这样负重行走了十多天，过平壤、经朔州、云山，进入价川的一个小村落，叫院里村，担任清川江边院里机场的修建任务。

抵达目的地后，开始了机场的修建工作。在当时别提大型机械，就是连小型机械都没有的情况下，所有施工都是靠人拉肩扛，相当地辛苦，但工作的辛劳是次要的，主要的问题是环境非常恶劣，还有就是不时有敌机偷袭轰炸。跟行军时的方式相同，志愿军们晚上修建机场，敌机白天来炸，整个修建过程都是在修了炸，炸了修的情况下进行的。父亲说其实最危险的，还是敌机晚上的偷袭，如果敌机晚上来袭，预警晚的话，部队的损失将会很大。当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除了常遭到轰炸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卫生条件太差，特别是饮水问题。大部队集结在清川江边，这条不大的河流不仅成为饮水地也成为排泄的场所，父亲因此染上了痢疾。因为常遭到轰炸，在修机场的同时，每个志愿兵战士需要在附近山坡上为自己挖一个掩体，父亲当时挖掩体时，挖了不到半人深，就遇到了坚硬的石块，父亲就没有再挖下去，也没有换个地方挖，这个错误的决定差点要了父亲的命。其实现在看来，在当时空中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修建机场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父亲至今提起也是直摇头，说不知道为什么要修建这些机场。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于当地修建的三个机场没有一个投入使用。

大概在1951年十月下旬一天夜里，连长刘金相和指导员宋玉田发生了争执。连长执意晚上继续施工，但指导员根据白天的观察（也许是因为白天有侦察机来过），判断今天晚上肯定有敌机来袭，但连长拍着胸口保证说：“根据我的经验，今天晚上肯定没事！”于是连队晚上开展了机场的修建施工。

大概是在当天半夜12点左右，百多驾飞机来袭（父亲说一百多架，这应该含掩护的战斗机），父亲仍清楚记得发出巨大轰鸣声音的是轰炸机是B29，二战轰炸日本的空中堡垒。因无预警，直到轰炸机快飞临上空，志愿军们才发现，急忙跑向附近山坡上的个人掩体。父亲挖的掩体不够深，只能蹲进去，猫腰刚抱着头，炸弹就落下了，父亲当时就被震晕过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被高射炮“突、突、突”的声音唤醒，摇摇晃晃站起身来，发现自己周围左右，躺倒着一片片的志愿军战士，极其惨烈的景象。突然发现头上有液体滴下，一摸头顶，原来头顶已被弹片掀掉一片头皮。

这里有个相对有趣的典故：父亲已满八十八，但头发浓密，包括头顶没有谢发，而且是黑发为多。于是问父亲既然当年头皮被掀掉一块，为何现在头顶依然浓密？父亲笑道，这的确是个怪事，当时被撕掉头皮的，不只父亲一人，大概有十多位战士，后来他们必须每天到连队的战地医院擦一种药，据说是法国进口的，这种药不能领回，只能在连部由干部帮擦，还每天到医院服用一颗治疗痢疾药丸。这两种药都有奇效，特别是治疗头部的，不仅伤口愈合很快，还长出了头发，受同样伤的这十多位战士都是这样。

话归正传，父亲捡得一命，从掩体爬出，发现他们二连已牺牲大半，原来二连共有120人，这场轰炸，二连牺牲的志愿军战士就有七十多人。不远处轰炸仍然在继续，高射炮依然在发射，但没有打下一架飞机，父亲亲眼见到一位身背集束手榴弹的战士被自己背上的手榴弹炸成碎片。连队的通信员郭忠牺牲了，另一通信员金长恒受了跟父亲相同的伤（父亲说此人曾在柳州市委工作），指导员宋玉田臀部受伤，鲜血直流！连长刘金相已不知去向。

气愤至极的指导员拿起一把长枪，子弹上膛，要幸存的战士把连长找来，说要枪毙他，但哪里还找得到连长，直到第二天早上，连长刘金相才回到连队。此时指导员已写好报告，安排通讯员送给上级，没有多久，就有二名宪兵把连长带走了，从此以后，父亲再也没有见过这位连长的面了。

那场轰炸是惨烈的，整个团、整个师具体伤亡多少？不清楚。父亲后来听说，那些牺牲的志愿军战士，都被战友们洗净身体，用白纱裹住，埋在了清川江的两岸。那些都是何等年轻的生命呀！父亲说起往事，眼中含满泪花。有时候我想，某些事情，说起来容易，但只有经历过其真实事件，才能体会其中的悲伤滋味。如今国家富强了，许许多多为共和国流过鲜血的先辈们慢慢被大家所遗忘，听说现在还有些身在农村的老退伍兵们生活艰难，很多人还没有医保及养老，但愿这只是传闻。

由于连队严重减员，在五二年一月左右，父亲随部队回到国内，一是休整，二是补充人员，招了许多河南、山东、河北的新兵，原本打算继续返朝参战，但由于断断续续的停战，最终未能返朝。

1952年2月，第36军军部与第37军军部一起调中央财委编为建筑工程部，第107师与第110师合编为第107师，直属23兵团领导，父亲所在第106师、109师分别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筑工程第1师，1954年，建1师与华北基本建设工程公司合并。1955年5月，单位迁往山西大同，成立建工部大同工程总公司、建筑工程部华北大同总公司。至此，第36军、第37军番号撤销，从此消失。

建一师后来承担了建国初期许多重要的工程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苏联展览馆、通县沙河机场、626兵工厂等等。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父亲说当时他的工资就有50元，在50年代初期的确是一大笔钱，父母二人刚结婚，基本从来没有在家开过伙，都是在外面下馆子，原以为父亲一生节俭，想不到当年年轻时并不如此。父亲说那时吃一顿饭五毛钱，特别是吃饺子，一分钱一个。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繁荣景象是所有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的美好回忆。

以上就是关于父亲的故事。

谨以此文献给父亲八十八岁生日！

谨以此文纪念抗美援朝七十周年！

以上部分内容曾发表于2013年12月4日内蒙古包头《北方新报》第三版（附注二）

附注一：

关于106师，父亲记得最清楚、也是最钦佩的就是师长赵晓峰，这是位传奇人物，但正史所记与父亲所述极不相同，我更相信父亲所说。过了半个多世纪，父亲仍然记得此人身材魁梧，声音洪亮，全师一万二千人，训话时不用扩音器，父亲站在后排，仍能听得一清二楚。

关于赵晓峰，正史所记，前半生基本正确，在国民政府时，此人早年就读于北方军官学校和陆军步兵学校，在傅作义部队中，先后担任排长、连长、营长。抗战初期任二战区随营军政干部总校二分校军事大队长。此后历任35军31师93团团长、暂三军副师长、军参谋长，董其武部第111军参谋长、258师长等职。1949年9月19日，他随董其武将军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绥远919起义，遂后编入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就是父亲当年所在的部队。父亲记在华北大同总公司工作时，有一次生病住院，赵晓峰还亲自前来探望。

正史所记录为：当年他虽在国民党军队里供职，但思想进步，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先后参加了“长城抗战”、“绥东抗战”、“百灵庙战役”、“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战役”等等。此人虽战功卓越，但实为一国民党强硬右派，内战时着实杀害了不少的共产党人，虽然起义成为一名解放军高级将领，但一直仍心存顾虑。父亲仍记得他全师训话时说的一句话：“我杀害了很多共产党，但共产党保了我的命，共产党救了我，我要为共产党立功！”

原本此人内战时都在内蒙山西一带活动，1955年5月他转业到地方上工作时，担任建工部大同工程总公司副经理，但就在他所乘火车抵达大同火车站时，就被一位老共产党员认出，这位老人走近赵晓峰，恶狠狠说到：“我认识你，你是赵晓峰！”

后来许多被赵晓峰杀害的共产党的家属亲戚战友们一直没有停止过活动，虽然多次向地方政府，党中央控诉赵晓峰当年的恶行，但由于党中央的保护，赵晓峰依然没有受到处理。

但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其实赵晓峰本人也倍感危机。原来在部队的体制下，此人配有八名警卫，父亲说是四名短枪、四名长枪环绕左右，但转业地方，虽然同样生活在以前他的地盘，同样受到严密的保护。父亲说在大同所住的别墅周围，都有持枪警卫站岗，但今非昔比，被他当年残害的人们依然没有放弃复仇，在公开与私下的场合，赵晓峰极度到觉恐惧的存在。于是在1957年，他带领一帮手下，远赴外蒙古援建。当时由于父母新婚，因此没有随他出国，但仍记得当时每人都发了制服及皮箱。

至于赵晓峰什么时候回国，就不得而知了。此人于1998年去世，终年86岁，在他去世的前两年（1996年10月），中共山西省委才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

附注二：

关于文章部分内容曾刊登于2013年12月4日内蒙古包头《北方新报》，其缘由如下：

1949年9月，绥远（今属内蒙古）和平解放后，在绥远起义的国民党军第9兵团等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第37军，归华北军区建制，由绥远军区指挥。1950年12月，第36军、第37军和骑兵第4师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实际上23兵团是内蒙古的子弟兵。

第23兵团于1951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负责修建南市、秦川、院里机场；同年11月底，将士们凯旋回国。该兵团是内蒙古唯一一支派往朝鲜战场的部队。1952年12月，该兵团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军，23兵团的番号从此消失。

在2013年，为了更真实的还原抗美援朝那段历史，内蒙古北方新报与内蒙古党委党史研究室影视中心共同发起寻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老战士的活动，希望聆听亲历这场战争的老战士讲述那段特殊的历史……

当年有消息说，内蒙古党委党史研究室影视中心正在拍摄一部关于参加抗美援朝的纪录片，为了能让这部纪录片更真实的反映当时历史的原貌，挖掘其中真实感人的历史故事，北方新报与内蒙古党委党史研究室影视中心共同发起寻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老战士的活动，希望亲历抗美援朝战争洗礼的老战士，能够站在荧幕前，向广大观众讲述那段特殊的历史。

当年非常幸运地联系上了内蒙古包头《北方新报》的曹记者，曹记者热心帮助本篇文章发表事宜，希望籍此文章能对父亲寻找当年战友有所帮助，但一直未能寻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