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的观点有代表性也相对集中的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文明时代”的阐述。虽然“文明时代”这一概念来自摩尔根，但是恩格斯认为这是摩尔根“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因而是“真正伟大的发现”。从“文明时代”出发，恩格斯不仅从历史的维度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明逻辑，亦从发展的视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文明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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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站在了世界历史制高点，站在了人类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多彩、平等、包容、互鉴的文明诉求，彰显了中华文明卓异风采，是根植历史、贴近时代、观照未来的崭新文明观，必将推动全人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人类在面对时代问题和挑战时提供“中国智慧”，进而上升为关怀人类命运、兼济共赢发展的“世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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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不断开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作用，愈发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在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意味着对其进行“鲜活”的思想阐释而非空洞的概念解读，使之真正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思想中把握的时代，进而引领世界历史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课题。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的有机统一，从价值同构、历史自觉和文明变革的角度，力求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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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构筑新文明类型的理论探索，包含着对特定的文明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的扬弃，以及与不同地域固有文明的融合。马克思有关文明理论的辩证法使其最终可以为不同地域新文明的建构提供一种现实可行的特殊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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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civilization）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特定起源，即由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提出的区别于野蛮（barbarism）状态的观点。据考证，“文明”一词大抵和近代“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同步诞生，其蕴含了启蒙主义的一般精神：强调世俗化的人类进步与自我发展，尤其是意指一种确立的优雅、秩序状态，因此颇具有一种现代性的意涵。到了19世纪，这个词逐渐从强调优雅的礼仪与行为，向作为整体的社会制度和系统知识的理解过渡，最终具有了相对中性的色彩，并被用于一般指涉任何民族所确立起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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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建构“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为之奋斗一生的理论主题与价值追求。这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有关文明的洞见必然具有人学意蕴。如果说恩格斯把文明理解为“一种实践事物，是一种社会属性”，由此为文明观奠定了存在论基础，那么马克思把文明的“原则高度”理解为“人的高度”，则为文明观赋予了人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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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文明”界定为“人类的生存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可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为基本语境的《资本论》的理论旨趣，视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生存方式即“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以及关于新文明的可能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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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德法年鉴》前后是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关键时期，不过，这个转变的历史语境经常被人们忽视，那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的德国如何追赶作为现代化先行者的英法。而这种德意志民族的总体焦虑在马克思这个德国知识青年的身上则凝结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主题：德国人的解放。马克思的结论是，只有在超现代性的人类新文明形态里，才能实现德国人的最终解放。这个新文明形态，便是青年马克思所转向的共产主义。回顾这个著名的思想事件，我们将发现马克思所勾勒的德国人的解放图景，也启示着另一个现代化后发国家如何谋求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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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时候，不仅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基础性地位，还在“国家”的层次展示了既不同于市民社会，又不同于黑格尔国家观的政治形式，这就是相对于“君主主权”的“人民主权”、相对于“等级制”的“代议制”，以及沟通两者的“行政权”的相对独立性。相对于以往的研究者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下，忽视了“国家”层次的挖掘与论证，我们从“国家理由”切入到马克思政治文明思想的挖掘中，认为马克思既批判性地接受自由主义的理论成果，又没有陷入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渊薮之中，而是在对两者的“跨越性批判”中构造了一种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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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