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4月9日，孙中山、宋庆龄和革命党人在东京庆祝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前排右三何香凝、右七廖梦醒；后排右六廖仲恺。孙中山前是廖承志。

尽管宋庆龄和孙中山在婚前承受了许多压力和抱怨，但他们婚后的生活却是幸福的。爱情像一道绚丽的生命之光，驱散了孙中山、宋庆龄昔日心灵上的阴霾。宋庆龄在写给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一位校友安德逊的书信中说：

这次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讨厌那些繁文缛节。我很愉快，尽量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来信。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已能阅读法文报纸，并能轻易地边看边翻译出来。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比是迈进了一所学校，只是再没有“考试”来麻烦我了。

1918年10月17日，孙中山在给恩师康德黎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婚姻时，幸福地表示：

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大学受过教育，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儿。我现在过着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侣兼助手。……我所爱的女子是一位现代的女性……

作为孙中山的秘书及夫人，宋庆龄除了继续负责孙中山的英文函电往来外，在孙中山的指导下，还学习进行秘密政治活动所需的技巧和保密措施，像如何把密信写成密码，如何把密码译成明文，如何使用隐形墨水书 写等。她还懂得了准时和确切的重要性，以及把所有多余文件随时销毁的必要。孙中山还教她对钻进革命队伍的间谍、个人野心家和追求刺激的人时刻保持警惕。宋庆龄也养成了把各种不同的联系对象和工作领域相互严格分开的习惯。

唯一让宋庆龄感到不适的是，她喜欢安静的工作，不喜欢繁文缛节、热闹场面和抛头露面。但做了孙中山的夫人后，她不得不经常在公众场合或报纸上出现，每天要见好多人。起初，她必须经常克服自己在公开场合紧张、害羞的心理，后来就渐渐适应了。

他们在日本新安置的家里接待朋友。他们多数是孙中山在以往的共同斗争中结识的。有中国革命者廖仲恺夫妇和朱执信，他们都始终不渝地同孙中山一起前进；有另外一些人，后来从进步走向反动，如胡汉民、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有一些人如李大钊、陈独秀、董必武、吴玉章和林伯渠等，他们原来是孙中山的党员，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始人和老战士；还有一些变色龙似的人物，像陈公博、周佛海等，他们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又回到国民党，最后叛国投敌，充当汉奸，身败名裂。

在日本朋友中，有英勇的宫崎滔天、梅屋夫妇，也有些人后来走上了拥护武装侵略的民族沙文主义道路。他们还常常会晤来自印度、朝鲜、越南、菲律宾、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流亡者。他们和这些人在一起讨论世界形势和各自国家正在进行的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

宋庆龄在1981年逝世前一个多月写下《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一文，还回忆了她新婚后的生活情景。她说：

我的丈夫有许多书，他的起居室里挂满了彩色地图。……他晚上爱做的一件事是把各种大地图铺在地上，然后弯下腰蹲在地上用彩笔勾画河道、运河、港口、江河和铁路等等。我的工作是为他读科学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政治书和社会学的书。……我从不读小说或者故事一类的书，但有时朗读一些轻松的文章，如当时英语和日语报刊上的短文以及詹姆士·康德黎爵士和他夫人从伦敦寄来的读物。……那些夜晚，可以说是我当孙先生学徒的时代。

宋庆龄的原生家庭，是当时中国为数很少的富有且拥有西方教养的家庭。她以前所了解的多是城市富裕人家、校园的生活和从书本上读到的东西。她对中国人民，尤其是对广大农民痛苦生活的理解很抽象，而“孙中山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 （宋庆龄：《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载《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1967年版，第369页。） 。

“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 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 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载《宋庆龄选集》（上卷）。 ） “他对旧中国农村中悲惨生活的亲身体验，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向。人民的种种痛苦给他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使他决心用自己的精力去帮助人民。就这样，在他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 宋庆龄：《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载《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 1967年版，第369页。 ） “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成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载《宋庆龄选集》（上卷）。）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宋庆龄很快成了一个热情的“小革命者”。从理性到感性，宋庆龄真切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对“压迫导致革命”的认识变得具体和深化，为她逐步正确理解旧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她在孙中山逝世后正确判断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奠定了基础。宋庆龄终生都把孙中山看成自己的导师，是在当孙中山的“弟子”。

孙中山和宋庆龄都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爱国者。他们决心献身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希望自己的祖国尽快繁荣富强，独立自主；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在经济、教育和社会各方面赶上最发达的国 家，进而超过它们。

他们也知道，要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在中国进行革命斗争，以恢复和完成中国已经被严重破坏的独立自主，消除封建主义。孙中山一个年将五旬的老将，经历过许多战斗的锻炼，带着“不息的热诚”，百折不挠；宋庆龄一个羽毛未丰的新兵，却渴望着投入战斗，和孙中山并肩作战，前仆后继，为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进行不懈的斗争。

后来，当有人问宋庆龄为什么要嫁给孙中山时，她总是提到自己为中国的改造和复兴而献身的决心，因而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有这种精神的人。她认识到孙 中山是中国的一位政治改革家，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只有他才能在这艰难的年代拯救中国，使之免遭灭亡”。在与孙中山共同的工作中，她真切地感受到孙中山是一位从来都无所畏惧的人，各方面学识都很渊博，为谋求中国的独立耗费了全部青春，因此她终于勇敢地克服了惧怕与疑虑跟孙中山结婚了。

她曾经对斯诺说：“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页。) “从我认识孙中山博士的第一天起，到他去世为止，我一直忠实于他。……我现在依然忠实于他。” （ [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页。)

宋庆龄把自己的生命同孙中山的生命联结在一起，是把爱情的理想同革命的理想结合了起来，是一种高于通常意义的爱情。2003年，在北京宋庆龄故居举办的“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精品展”上，一封宋庆龄写给孙中山二女儿孙婉的亲笔信首次与公众见面即引起广泛关注。这封信共有两页。第一页为英文信件，字迹清晰，书写流畅有力。译文如下：

亲爱的格雷斯：

承你告知将有香港之行。如果你能给我买一个兰克劳馥德公司的chafing盘子（铝制品）、给你父亲买一副小山羊皮手套，我将十分感谢。我不确切知道你父亲的手套尺码，大概是7号。这里是个图样。

多谢你。

R.C.Sun

宋庆龄给孙中山二女儿孙婉的亲笔 信，右页为宋庆龄绘制的孙中山右手轮 廓。

第二页是一张用铅笔绘成的图样，画的是孙中山的右手轮廓。虽然已经时隔八十多年，但透过已经变成深黄色的信纸，我们还是可以联想到孙中山将自己的手轻轻地放在这张纸上，让宋庆龄仔细为他勾画手样的细节。

宋庆龄在以后漫长的孀居岁月中，时时怀念着跟她十年携手的孙中山。她细心地保存着孙中山所有个人遗物和纪念品。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宋庆龄无论出差，还是出国，总是随身携带着一只圆形的银质小镜架。这是一个小碗口大小的银质镜框，厚实的玻璃下，镶嵌着孙中山一张两寸小照。照片虽已发黄，但宋庆龄仍十分珍爱。每到一个地方，她都要把镜框擦拭得干干净净，端端正正地放在床头柜或一眼即能望见的柜橱上，无声地表达对孙中山的思念。

每逢孙中山的诞辰和忌日，宋庆龄都要在孙中山遗像前的花瓶里插上洁白的花朵，拉上窗帘，穿上黑衣，坐在孙中山坐过的靠背椅上沉思默哀。她说：“让我一个人静静默念孙先生，这样最好。”

在孙中山去世的半个多世纪中，宋庆龄就是这样在精神上跟孙中山生活在一起的。

《杰出人物的青少年时代：宋庆龄》

中国青年出版社

陈漱渝 梁雁/著

本书以宋庆龄青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为主要线索，对传主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人生努力，给予了浓墨重彩的描绘。特别记述了宋庆龄在各个历史转折关头做出正确选择的革命生涯，包括辛亥革命低潮时捍卫共和、第一次国共分裂时捍卫三大政策、中共遭受严重挫折时支持共产主义事业、抗战中响应中共号召投身民族独立斗争等。

【作者简介】

陈漱渝，原鲁迅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著作有《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鲁迅在北京》等。专著《宋庆龄传》获1989年全国希望杯图书荣誉奖、吉林图书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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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人世间》 中国青年出版社 梁晓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