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过一项假设：一幢有少许破窗的建筑，如果那些窗不被修理好，可能将会有破坏者破坏更多的窗户。最终他们甚至会闯入建筑内，如果发现无人居住，也许就在那里定居或者纵火。这种现象被称为“破窗效应”。该理论指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

为什么人们总是容易效仿不良风气，导致最终结果不可收拾呢？

因为规则惩罚具有滞后性。突破规则的恶行被惩罚总是需要时间，而当这种恶行藏身于群体之中时，规则的滞后性又会进一步刺激个体的侥幸心理：你干了坏事现在都还没受到惩罚，那我依样画葫芦是不是也没事呢？久而久之，制度就会在这种对破坏行为的效仿中趋于崩溃。因为个体的行为容易被环境所同化。在一个纵容破坏的环境中，我们往往会认为自己只是集体的一部分，我的行为并不重要。比如当你看到一个垃圾桶周围扔满垃圾时，就会觉得即使我遵守规则也改变不了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缺乏反思自己不当行为的动机，就会逐渐被不良风气所同化。

在历史上，因为社会纵容某些不良风气传播所导致的恶果数不胜数。

海瑞在地方锐意革新，推行“一条鞭法”，清算地主侵吞的田地，伤害了许多官员和豪族的既得利益。最终，他被弹劾“鱼肉士大夫，沽名乱政”转任虚职，愤而辞官。

明代官员的薪资俸禄水平很低，正二品尚书的年俸还不如宋代地方的知州，这就导致明代官员“捞钱”的欲望远超历朝。明早期时，朱元璋还试图通过严刑峻法来矫正贪污之风，但他之后的皇帝和监察官员却对这些“体制外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明中期时，小到供给皇都的炭火，大到朝廷收缴的税款，各地官员可以说是雁过拔毛、无所不为，贪污已成被普遍默认的潜规则。在这种情形之下，官员们根本没有动力去恪守清正廉明的道德规范，连首辅张居正都毫不掩饰自己生活的奢侈。像海瑞这样有雷霆手段的清官，反而成为了官场的“异类”，被扣上了“没情商”、“没能力”的帽子束之高阁。吏治风气腐化到这一步，明朝的败亡可以说是大局已定。

圣茹斯特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声名远扬的青年政治家，他在国民法庭上疾呼“因为祖国必须生，所以国王必须死”，推动法庭处死了路易十六。在热月政变中，他被狂热的民众当做“暴君”罗伯斯庇尔的同党送上了断头台，死时年仅28岁。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与奥地利私通的国王路易十六被裁定叛国。根据法律传统，路易十六罪不至死，但革命党坚持非常时期必须实行铁血的统治，最终国民法庭以微弱的优势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伴随着路易十六的死，血腥与恐怖很快笼罩了巴黎。继国王之后，保王派和不够激进的革命党也被处决；罗兰、丹东、罗伯斯庇尔，甚至是曾经强烈要求杀死国王的圣茹斯特，都死于这场由他们自己开启的风暴之中。据统计，法国大革命期间死于断头台的人数接近一万七千人，超过了这项刑具被发明两百多年来的总和。

忽视“破窗”的惨痛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不能放过任何已经出现的不良风气，不然很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而对于身处恶劣环境中的个体来说，我们要保持独立的见解和清醒的头脑，不能在群体的暴行之中自甘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