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戚梦颖

“中国将在2025年前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关键在于是否能够长期、稳定地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10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格政论坛“中国2049”专题，这也是中国经营报触角学院与北大国发院战略第二季“企业智慧生长指南”的新一期直播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勋指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在本次直播课中，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北大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晓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力行也共同讨论了中国经济的远景与老龄化、国企改革的挑战。

中国难再“韬光养晦”，要有所作为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2020年是一个“节骨眼”。

姚洋指出，从国际环境来看，未来30年所面临的增长环境与过去40年完全不同。中国内部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回望过去40年，姚洋把我国的超高速增长归因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灵活应用，我国因此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在人类发展指数方面也取得较好的成绩。

姚洋认为，把未来30年放在更大的时间框架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后冲击的30年也将成为中华民族千年以来最高光的30年。

但是，未来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老龄化的到来，节能减排的压力，国企、金融方面的改革问题，都是我们内部面临的挑战。姚洋指出，节能减排的要求可能将使很多产业消失，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将发生巨大改变。

而放眼全球，中国体量的发展已使得国际社会不再允许中国继续韬光养晦的政策，中国的重点将是在有所作为，从规则的追随者转身成为制定者。

中国经济规模或将在未来10年超过美国

回顾经济增长史，中国在1999年进入中等收入水平，2010年进入中上等收入水平。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中国人均收入是10260美元，高收入经济体人均在12535美元。王勋认为，按此标准，未来5年即使按照5%的平均增速计算，中国也会在2025年前成为高收入国家。

因此，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能否成为高收入国家，而在于如何能够长期、稳定地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在王勋看来，那些成功经济体得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于采取了经济开放的政策。

“开放其实是连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个通道，或者说一个纽带，通过开放发展中国家，可以引进技术，引进资本，通过和发达国家的信息与技术的交流来提高自己创新的能力。”

根据王勋的研究，在增长处于相对低情形的情况下，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将会从2015年的6.9%逐渐下降到2025年的2.6%。未来的30年，中国的潜在GDP的增速可以年均达到4.5%。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规模大概在2030年～2032年左右会超过美国，到2049年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比重会达到24%左右，而2019年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约为20%。

那么，什么才是未来增长的决定因素？

王勋指出，从研究结果来看，当控制其他因素后，贸易开放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另外，老龄化会逐渐成为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挑战，但是，城市化的不断提升与人力资本的积累，则可显著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和追赶能力，这两个因素又能相互促进。

因此，未来的发展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城市化，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

2049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近四亿，达总人口29%

从过去走向未来，我国必将面对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老龄化的转变。

雷晓燕介绍，我国总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而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就达到顶峰，与此相对的是抚养比开始上升。这意味着，一名劳动人口需要抚养的老年人数开始上升。

随之而来的是我国老年人口会迎来总量的高峰，老龄化程度会不断加深。根据预测，2027～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年均增长将达一千多万，并且一直保持比较高的速度在增长。因此，到2049年，老龄人口将接近四个亿，占总人口的29%，并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5.7%。

雷晓燕指出，老龄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也会发生改变，高龄化现象日益凸显，劳动年龄人口也趋于老化。抚老的负担将大大超过抚幼，家庭规模会向小型化发展，其中空巢老人的规模会快速扩大。“1982年时，我们是平均四点几个人一个家，到2050年只有2.51人。”

雷晓燕分析，老龄化会影响劳动力供给水平，对经济增长带来挑战。人口结构的老化还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的质量与积累，同时还会加剧养老保险的财政压力。

在老龄化的同时，我国还面临着“少子”现象。一方面育龄人口减少，另一方面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较低。

因此，雷晓燕建议，我国应依靠人口质量深度挖掘二次红利，完善养老体系，建立较灵活的退休机制，发展完善长期护理服务与保障体系，实行更加积极的生育政策，实行配套的生育服务减小生育压力。

国企改革要遵循“竞争中性”

谈及国企改革的长期方向，李力行表示，改革的历史表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价格机制的作用与“竞争中性”的主张是一致的，也是应对未来国内、国际挑战的关键因素。

李力行认为，虽然国企的产出和就业占比在持续下降，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

首先，国企2019年度资产总额达233.9万亿元，负债总额149.8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64.9万亿元，相比2018年有大幅度的提升。同时，国企掌控大量自然资源，在战略性行业中处于绝对主导的位置，这些战略性行业对国民经济及国家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李力行的描述，国企的根本问题在于四点：一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造成的委托代理问题，以及内部人控制问题。二是政府对国有企业日常经营干预过多。三是由于缺乏个人责任等原因造成的效率低下。四是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预算软约束问题。

在未来的新形势下，国企要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增速放缓，以前的低效率可能将难以维持。另外，债务负担沉重。同时，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创新和产业升级非常迫切，就会对国企行政垄断、资源占有的优待政策提出挑战。

李力行表示，就国企改革而言，以往的成功经验与“竞争中性”的原则保持一致，尊重市场力量，减少行政垄断，加强激励，发挥价格因素。

基于此，李力行建议，要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定位和布局，明确战略行业和战略利益。在国企、民企之间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优化国企的资本管理与监督。国有企业的巨额资产和利润还应该被更有效地利用，以惠及全民。

《中国经营报》触角学院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北大国发院在线公开课系列”达成战略合作，系列课程旨在为宏观经济发展、企业生存策略提供更好的建议。

（编辑：黄玉璐 校对：张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