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永

　　那是数十年前某个秋天的傍晚，全家人吃罢晚饭，围坐在土炕上闲聊天，其乐融融。大哥突然问父亲，您说社和秋分是不是一码事?父亲显然没有心理准备，迟疑了一会儿，慢吞吞地说，春分、秋分就是社。大哥接着说，今天出地听生财老汉说，“先社后秋分，来年好收成”，可见社和秋分不是一回事。

　　大哥年轻时身体精壮，孔武有力，干农活不惜苦力，耕种锄镂，割田打场，一样不差，但在父亲眼里，大哥却是一个只懂得“庄户人，不用问，别人做甚咱做甚”的缺乏计划谋略随大流的“二把刀”。在我们这个只有七百多人的小村庄，村南头的生财老汉是个受人敬重的“庄稼把式”，村北头的“把式”就数父亲了。既然称得上“庄稼把式”，自然对各种粮食轮作、何时下种、何时开锄、何时收割样样在行，而且对与农事相关的节气和节俗也件件门清。今儿个聊起社与秋分的话题，大哥抬出生财老汉“压”父亲，父亲满心不悦。

　　正因为父亲当年的不悦，促使我多年来一直把社这个问题挂在心头，不仅留心收集与社有关的民俗资料和史籍典故，偶有机会还会拜访农业专家和民俗专家，与之探讨春分、秋分与社的关系，乃至于社的民俗节日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

　　可以说，社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感恩节”。

　　在古人看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莫大于祭祀和战争。《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通过祭天、祭地、祭山川诸神、祭祖宗等活动，以达致“求福报功”“报本反始”之目的，从而祈盼获得天地山川诸神乃至于祖宗的护祐恩庇，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民富足，国家鼎盛。在上古农耕社会早期，国家最宝贵的生产资料和战略资源，就是土地和粮食，因而祭祀“社神”和“稷神”，成为最隆重的礼节仪式。据现存史籍中最早出现“社稷”的《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东汉郑玄注：“社稷，土谷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句龙，食于社;有历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礼记·郊特牲》亦云：“社者，土之神;稷者，谷之神。”有土地，有粮食，养育人民，繁衍生息，不就构成“江山社稷”——即国家的基本要素了吗?

　　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自夏以上祀之。”也就是说，祭社活动早在夏朝以前就开始了。又据《礼记·祭法》载：“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东汉蔡邕《独断》记述得较为具体：“社神，盖共工氏之子勾龙也，能平水土。帝颛顼之世，举以为土政，天下赖其功，尧祠以为社。凡树社者，欲令万民加以肃敬也。”勾龙与句龙乃同一人，均读作勾龙。依蔡邕之说，勾龙是颛顼帝之世的“土政”，那么勾龙是一位距今约有4500多年前的人物;而勾龙又是在尧帝时“祠以为社”，那么勾龙被尊为“社神”亦有4000多年之久。勾龙之所以被万民敬仰奉为“社神”，是因为在那个古远而洪荒的时代，是他率先发明了平整土地的方法，可以大面积开垦田地，耕种灌溉，大大地增加了粮食产量，革命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世世代代造福于黎民百姓。

　　关于尧、舜、禹时代如何祭祀“社神”，由于年代古远史料缺失，故付诸阙如。而有关夏、商、周时代的祭社活动，古籍均有或详或略的记载。譬如《史记·周本纪》对周武王灭商之后，于次日举行的盛大祭社仪式，记述得较为详细。到了夏、商、周三代，已经在特定的地点种植特定的树木，作为“社主”供人祭祀。据《论语·八佾》记载：“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宋代邢昺疏：“谓用其木以为社主。”史料显示，至晚在周代即已经开始分别祭祀春社和秋社，地方官员趁祭社集会的时机颁读政令，使民众广为知悉。《周礼·地官·州长》云：“若以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而读法。”唐代贾公彦疏：“岁时，谓岁之二时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谷丰熟;秋祭社者以百谷丰稔，所以报功，故云祭祀州社也。”州是周代基层行政单位，以二千五百家为州。祭祀社神的供品大多“出于民之所自供”，故在民间形成祭社的节日——春社与秋社。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咏唱的是春社。“明朝逢社日，邻曲乐年丰。”吟诵的是秋社。神奇的燕子，都是春社而来，秋社而去，故称社燕。春社和秋社，并不像二十四节气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日子。春秋二社，都是动态的，春社在春分前后，秋社在秋分前后，偶尔也会与春分或秋分重合。由于“社神”属“土神”，“十天干”中以“戊己”为土，故祭祀“社神”取阳土“戊”日。据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二社日》讲：“《统天万年历》曰：立春后五戊为春社，立秋后五戊为秋社。”也就是说，春社，在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今年在公历3月16日，即农历庚子年二月廿三，戊午日，春分前四天);秋社，在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今年在公历9月22日，即农历庚子年八月初六，戊辰日，跟秋分同一天)。俗话常说，冬至当天数九，立秋(立春)五戊为社。古人把社日看得很郑重，也过得很隆重。这可以从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窥见一斑。历代咏社诗最负盛名的是唐人王驾的《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罢，家家扶得醉人归。”

　　有意思的是，古人因祭祀“社神”、庆祝社日而集会，并称之为“社会”。这是社会一词的最早来源，也是我国社会形成的雏形。譬如唐代诗人柳棠有句：“未向燕台逢厚礼，幸因社会接余欢。”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大体上需具备三个条件：一定的地域，一定的人群，一定的文化。而古代的社，完全具备这几个特点，只是“具体而微”而已。《管子·小称》云：“古者群居二十五家，则共置社。书社，谓以社数书于策。”唐代司马贞为《史记·孔子世家》索隐：“书社者，书其社之人名于籍。”是啊，群居置社，册名于籍，这不正好是一个小型社会——亦即相当于今天的村镇、社区吗?

　　我打小就听父亲念叨 “社前社后，种谷点豆”“社前社后没生田，社日有雨是丰年”等俗谚，也知道“山怕白露川怕社”，特指家乡山区和平川的庄稼霜冻时间;但并不知道社的来历与含义，因为父亲对此亦不甚了然。由于几十年来的特别留意，加之十多年前撰写《母亲词典》的需要，我把春社、秋社、数伏、数九以及二十四节气等农历时令节俗，基本上捋了一遍。总想抽点宽裕的时间，跟父亲唠一唠有关社的话题，同时也好为大哥“平反昭雪”。记得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某日大清早父亲推醒我说，你说想陪大去散步，今儿个去不?我说好呀，便陪着父亲上街溜达。我对父亲说，等明年春暖花开，搬上大和妈去坐一回飞机，了个心愿。父亲说，不了，飞机和汽车也差不了多少，就是圪栽少一点呗。圪栽是家乡土话颠簸的意思。

　　本打算接父母坐飞机过来住一段日子，陪着喜欢听戏看景的父亲各处走走，特别想陪父亲到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看看明清两代祭祀社稷神祇、由五色土组成的社稷坛，与父亲细细聊聊社的来龙去脉，告诉父亲老古以前的《尚书·禹贡》“厥贡惟土五色”之大意，为父亲讲讲孔传“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还想与父亲展开谈谈“社在春分前，必定是丰年”“先社后秋分，来年好收成”之类的问题。没成想第二年初夏，父亲在生病两周后，突然离开我们。对于一个一生热爱土地的“庄稼把式”，他的儿子未能将准备好的关于社的话题，与老人家作一次掰开揉碎的深入交谈，不能不说是一个永远的遗憾!

　　(来源：中国社会报202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