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是英雄?不敢,是狗熊?且慢这么说。
司马懿是三国曹魏最出色的战将,深谙韬略和计谋,常常一马当先,也是他,奠定了晋朝的基石。他算是个狠角色了,然而却也有“不敢”的时候。
诸葛亮五出祁山,“自引一军屯于五丈原,累令人搦战”,司马懿严令诸将“坚守勿出”,甚至说出了“诸将如再言出战者斩”的话。诸葛亮用激将法,“乃取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盛于大盒之内,修书一封,遣人送至魏寨……懿拆视其书,略曰: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以决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谨避刀箭,与妇人又何异哉”。这可说是极大的羞辱,司马懿虽然“心中大怒”,但“佯笑”一阵后,依旧“受之不战”。在诸将忿怒,纷纷要求“即请出战,以决雌雄”之际,他又搬出曹主,“如再有敢言出战者,即以违旨论”。
如此不敢,窝囊吗?其实一点也不。他是看准了诸葛亮长途奔袭,希望速战速决的心思,故意以拖待变——“彼久必自变”。
恰恰是这不敢出战,气得诸葛亮吐血,自此“神思不宁”,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五丈原,“出师未捷身先死”。
这种不敢,實在是智的表现。司马懿显然不是狗熊。
老子《道德经》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司马懿“勇于不敢”,“活”得非常成功。
“勇于不敢”,可说是传统智慧。孔子即是“勇于不敢”的智者。子路曾问孔子:“您和我,谁比较适合带兵打仗?”孔子回答:“我适合。”子路反问:“您不是常说我很勇敢吗?”孔子说:“可我不仅勇敢,还勇于不敢呀!”
“勇于不敢”居然才适合带兵打仗,看似悖论,其实充满了辩证的智慧。“勇于不敢”,才不会暴虎冯河,而是会充分考虑战场内外形势和战争的各种因素,运筹帷幄,深谋远虑,审时度势,出其不意,以计取胜。
所以,当子路又问孔子“子行三军,则谁与”时,“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说他不愿与有勇无谋、急躁冒进,只知冲冲杀杀的莽汉共事,而愿与深自戒惧、做事小心,善于谋划、富于韬略的人一起出兵打仗。
事实上,古往今来,创大事业、有大成就者,都是“有所敢”“有所不敢”。
孔子也好,司马懿也罢,当然有“勇于敢”的时候。孔子历尽艰辛,困厄于途,甚至累累若丧家之狗,仍然周游列国,以顽强意志和毅力,传布他的思想。司马懿同样“勇于敢”,两军对垒,他常常列阵于前,指挥若定,锋镝所向,凯歌所奏。当他们“有所不敢”的时候,也恰恰是需要胆识和智慧、谋略和定力的时候——这也是更考验人的时候。
原本,敢与不敢,既是辩证的,又是统一的。
有所敢,也应有所不敢。敢什么?敢于担责、拼搏、任事,以及敢于批评庸俗鄙陋、阿谀奉承,拒绝藏垢纳污、利益输送,凡此种种,都应该有所敢。不敢什么?战争,不敢暴虎冯河;为人处世,则应该不敢巧舌如簧、两面三刀,矫饰谄伪、吮疽舐痔,不敢忘记初心、违背良心、践踏纪法。
然而,有些人却是应该不敢的却十分敢,应该敢的却又往往不敢。比如,在干事创业上不敢闯、不敢试,浑浑噩噩,选择躺平,然而,对道德、纪法,却又无所敬畏,满面红光地周旋于觥筹交错,油头粉面地流连于灯红酒绿,从红包到红颜,从字画到豪宅,什么都敢“笑纳”,真正是敢于徇私枉法、勇于巧取豪夺。这种敢,说到底,是欲壑难填、得意忘形。自然,到头来,某些人的这种敢,终究会让他们不敢的——不敢再和尚撞钟、胡作非为,最终则是让他们没有再“敢作敢为”捞钱渔色的机会。
时代需要的敢作敢为,是英雄们敢于开拓进取,敢于勇猛精进,敢于披坚执锐,乃至“杀出一条血路”。
有所不敢,探幽索微起来,体现的是对本心的坚守、本真的恪守。
北齐时,奸臣和士开独揽朝政。一众官员都拜其门庭、投其所好,并趁机为子弟谋求一官半职,因此“世门之胄,多处京官”。崔劼却把两个儿子都派往外地,其弟不解并质问他,为何不把两侄安排在京城繁华之地,谋得一份好工作,却要去偏僻地方受罪。崔劼的回答是,他不敢把儿子留在鱼龙混杂的京城,即便留下也难有作为,不如让他们到条件差但纯朴、清静的地方施展才华,并态度鲜明地说:“立身以来,耻以一言自达,今若进儿,与身何异?”
崔劼的不敢,是不敢曲意逢迎,不敢网罗关系。其不敢,实乃大敢,敢不趋炎附势,敢不随波逐流,敢守住内心,敢清俭勤慎。
有时候,恰恰是:不敢,是英雄;敢,才是孬种。
敢中有不敢,不敢中有敢,乃是“有所敢”与“有所不敢”的真谛。